2021年8月15日塔利班重新掌权五年后，阿富汗已从一个混乱的战场转变为一个运转正常但高度威权的国家。
外国军队已经撤离，分裂的反对派未能对喀布尔的中央集权控制构成重大挑战。该运动建立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安全，这是前政府时期难以想象的。
然而，这种稳定建立在系统性排斥之上，尤其是对女性的排斥，使国家经济脆弱、政治孤立。尽管塔利班已证明他们可以在没有西方支持的情况下治理国家，但他们仍然是国际社会中的弃儿，应对着一场历史性的人道主义危机。
今天的阿富汗比2021年前更加平静，但也更加贫穷、更加孤立，并对其一半人口实施严厉压制。
该政权头五年的主要成就是领土整合。接下来的五年将考验它能否在日益增大的内外部压力下生存。
塔利班政府内部
过去五年的核心故事是塔利班深居简出的最高领导人希巴图拉·阿洪扎达耐心而悄无声息地积累权力，他在坎大哈发号施令。自2016年受任命以来，阿洪扎达已将该运动从叛乱组织转变为一个僵化的统治权威。
阿洪扎达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网络，确保包括总理府、中央银行和首席大法官职位在内的关键国家职位掌握在坎大哈派系手中。这一网络由约1.5万所注册宗教学校组成的大规模庇护体系加以巩固，学生领取津贴，教师按级别领取薪水。该网络通过授予省级神职人员地位和可持续资源，确保了这个运动核心支持群体的忠诚。
“塔利班内部的强硬派将巴基斯坦武装分子视为历史战友”——塔利班内政部官员
在喀布尔，穆拉·阿卜杜勒·加尼·巴拉达尔、西拉杰丁·哈卡尼、毛拉维·雅各布和阿米尔·汗·穆塔基等知名人物负责日常治理、经济政策和外交事务。
然而，真正的权力在坎大哈。2026年初，一部包含119条条款的刑事诉讼法在那里悄然获批，旨在巩固绝对服从并将公开批评定为犯罪。
“阿洪扎达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宗教事务：重大政治、司法和行政决策日益反映坎大哈领导层的偏好，”伊斯兰堡分析人士、关于塔利班领导下的阿富汗国家建设一书的合著者穆罕默德·伊斯拉尔·马德尼告诉媒体。
这种权力向坎大哈集中的做法“增强了塔利班防止内部分裂的能力”，同时也在“指挥官中制造了不满情绪，他们认为权力正过度集中于一个派系”，一名曾主管霍斯特省的塔利班中层领导人在2024年初告诉媒体。
但他强调，内部分歧不应被误认为即将崩溃；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不加控制的冲突可能导致政权垮台。
最终，塔利班学到了国家建设的关键一课：持久的控制需要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它还依赖于庇护体系、财政杠杆、意识形态一致性以及系统性地奖励忠诚的制度能力。
经济真空
阿富汗面临多重经济危机，其特征是结构性依赖和极度孤立。
2021年接管政权后，阿富汗失去了此前覆盖75%公共支出的国际赠款。财政真空因中央银行70亿美元（约 472.9亿元人民币）资产被冻结以及2025年初美国暂停人道主义资助而进一步加剧——此前这些资助约占该国援助生命线的45%。
尽管塔利班的经济管理比许多观察人士预期的要好，通过更有效的关税征收和矿业特许权使用费扩大了财政收入，但这并未转化为普通阿富汗人的经济复苏。
如今，约75%的阿富汗人无法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5月的一份报告，经济增长从2023/2024财年的2.3%放缓至2024/2025财年的1.9%。
自2023年以来，超过500万阿富汗人被伊朗和巴基斯坦驱逐出境所推动的快速人口增长，已超过这些微薄的经济增长。因此，2025/2026财年实际人均GDP估计下降2.1%，使就业机会稀缺、基础设施超负荷运转的社区承受更大压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补充道。
再加上自然灾害（尤其是地震）、外交孤立和严重的国际银行限制，喀布尔仍被切断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系，使国家陷入被迫自给自足的不可持续循环。
即便是该政权最引以为傲的成就——将鸦片种植减少95%的鸦片禁令——对穷人而言也如同经济上的自焚。
虽然拥有土地的农民从现有库存价格飙升中获得了资本收益，但该禁令摧毁了依赖鸦片收入的少地农村家庭的生计。
女性：塔利班统治的决定性代价
对妇女和女童的压制仍是塔利班统治中最受全球谴责的方面，人权观察等国际组织将此制度定性为“性别隔离”。
劝善惩恶部接连不断的法令剥夺了女性的基本自由，如行动、就业和公共生活的限制。
女童仍被禁止接受中等教育，女性被禁止进入大学学习或任教。执法力度急剧加强，当局以“着装不当”或无男性监护人陪同出行为由拘留女性。
反映这一危机的是，国际刑事法院对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和首席大法官阿卜杜勒·哈基姆·哈卡尼发出秘密逮捕令，将基于性别的迫害定性为危害人类罪。
除了人员伤亡外，这一政策还代表着严重的经济自毁。将女性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剥夺了国家宝贵的人力资本，同时加速了人才外流。
联合国估计，限制女性劳动力参与每年使阿富汗损失高达10亿美元（约 67.6亿元人民币），约占其GDP的近6%。
结构性后果——尤其是女性医护人员、教师和公务员的严重短缺——已“对一代人的基本医疗和教育服务造成毁灭性打击”，一名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驻喀布尔人道主义专家表示。
通过牺牲一半人口来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该政权正在“摧毁国家可持续经济复苏和长期发展的前景”，他告诉媒体。
与巴基斯坦的痛苦决裂
塔利班与其历史赞助者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经历了灾难性的崩溃，到2026年初已从战略伙伴关系转变为“公开战争”。
最初，伊斯兰堡将塔利班2021年8月的重新掌权视为重大地缘政治胜利，认为这将确保巴基斯坦西部边境安全并消除印度影响力。时任总理伊姆兰·汗宣布阿富汗人打破了“奴隶制的枷锁”，而现任国防部长赫瓦贾·阿西夫则发布了一张塔利班领导人与美国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的合影，配文为“真主至大”。
然而，最初的乐观情绪迅速瓦解。
塔利班政府拒绝镇压武装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TP），俗称“巴基斯坦塔利班”，使两国边境成为活跃的冲突点。
伊斯兰堡指责塔利班政府为TTP提供安全庇护所和获取遗弃美制武器的渠道，导致跨境袭击急剧升级。
联合国安理会最近的一份报告强化了这些担忧，重申“源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基本未变”，并警告武装分子庇护所对邻国和中亚构成持续风险。
作为回应，伊斯兰堡采取了激进的强制措施，自2023年底以来驱逐了约260万阿富汗人，多次关闭重要边境口岸，并在阿富汗境内发动报复性空袭。
公开场合，塔利班官员否认窝藏TTP武装分子的指控，将暴力事件斥为巴基斯坦内部安全危机。
然而在私下里，如何应对TTP暴露了该政权内部深刻的意识形态裂痕。
“塔利班内部的强硬派将巴基斯坦武装分子视为历史战友，任何强制解除武装在政治上都不可想象，”一名现就职于内政部的塔利班中层官员表示。
他说，庇护TTP正在加深阿富汗的国际孤立，而对其采取激进措施则可能将心怀不满的武装分子直接推向“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KP）的行列。
少数群体的边缘化
塔利班统治的第五年加速了对阿富汗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的系统性排斥，尤其是占全国人口15%的什叶派和哈扎拉人。
塔利班“正在系统性地将我们的教派从国家的法律和教育版图中清除”——驻奎达的哈扎拉什叶派神职人员
尽管早期承诺包容，什叶派教法已从法律体系、大学和学校中被抹去，剥夺了前共和国时期赢得的保护。
当地什叶派领导人强调了塔利班最近的一项法令，关闭了两个重要的文化机构：哈塔姆·纳比因教育中心和塔马顿电视台。此外，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什叶派学者排除在新的省级乌里玛委员会之外，即使在巴米扬和代孔迪等什叶派占多数的省份也是如此。
塔利班“正在系统性地将我们的教派从国家的法律和教育版图中清除”，一名与阿富汗什叶派社区有联系的驻奎达哈扎拉什叶派神职人员警告说，出于安全考虑他选择匿名。
除什叶派人口外，塔利班以切断ISKP意识形态管道为名，对萨拉菲少数群体发动了大规模镇压，严格限制其进入清真寺和神学院。
分析人士警告，这种严厉镇压可能疏远当地社区，并将激进的年轻人直接推向ISKP的行列，加剧国家不稳定。
展望
重新掌权五年后，塔利班政权在军事上似乎根深蒂固，但在结构上却十分脆弱。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反对派拥有威胁喀布尔所需的外部支持、领土或统一领导。
像民族抵抗阵线这样的武装组织仍然四分五裂，无力挑战该政权的中央集权安全机器。
然而，该政权最大的威胁来自其内部政治架构。
内部分歧持续扩大，促使阿洪扎达罕见地警告称，不和可能从内部瓦解政府。虽然这些政治失败尚未引发权力危机，但彻底崩溃很可能使阿富汗陷入内战，给平民带来毁灭性打击，并破坏邻国稳定。
人口结构同样构成生存级障碍。在经济停滞、人口预计到2050年翻一番的情况下，长期生存取决于提供生计、粮食和就业——而当前政策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在国际层面，与俄罗斯、中国和中亚邻国的务实关系提供了经济生命线，尽管没有西方承认。然而，通过极端的意识形态警察国家方式进行统治，领导层面临彻底失去民心的风险。
未来几年将考验塔利班能否从强制统治过渡到可持续治理。
鉴于其发展轨迹，这种演变仍然不太可能。相反，持续的经济绝望、社会压制和地区摩擦可能重新点燃系统性不稳定，使阿富汗继续成为地区危机的持久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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